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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位北大校长曾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遭慈禧冤杀

  • 来源:中国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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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8-04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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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大校史上,留下了这样一笔:“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。”可以说,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。…

核心提示:在北大校史上,留下了这样一笔:“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。”可以说,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。

 

本文摘自:中国新闻网,作者:闻朔,原题:《何谓北大真精神?》本文系节选

我们研究北大的传统和精神,就是要研究那些只有北大独有或多有而其他大学没有或少有的东西,那些最能体现北大精神价值的东西。究竟什么是北大真精神?愚以为那就是陈寅恪先生概括的两句话: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

独立之精神,包括独立人格、独立思考、独立判断等等,而最难能可贵的,则是独立人格,因为它是独立精神的基础。

什么是独立人格?先贤曰:“君子群而不党”;“贫贱不能移,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”;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”;“士可杀,不可辱”。这就是独立人格。

先贤们的这种独立人格,被北大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,形成了自己的校格。我们只要举一些北大人的事例,便可看出独立人格在北大世代相传的轨迹。

众所周知,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。“百日维新”期间,光绪皇帝颁布诏书,开办京师大学堂,设立管学大臣总管其事。第一任管学大臣(即京师大学堂校长)孙家鼐算是平安无事,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是个开明派,曾出任清政府驻俄、德两国公使,1900年回国接任管学大臣兼铁路大臣。就在这时,发生了“庚子事变”。打着“扶清灭洋”旗号的义和团,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,肆意烧杀抢掠。代表着“新政”和“洋务”的京师大学堂,自然是被冲击对象。义和团在刚毅“学堂皆养汉奸之所”的煽动下,发出揭贴(传单):“二十九日,将拆毁同文馆、大学堂等,所有师徒,均不饶放。”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对西太后导演的这场闹剧非常反感,两人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,要求取缔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活动,保护使馆、学校和铁路。然而冥顽不化的西太后竟然下令将许、袁二人诛杀。许景澄在就义之前,从容交代了他经手的京师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,说是“不可便宜了外人”。因此,在北大校史上,留下了这样一笔:“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。”可以说,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。

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,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,由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。此时的北大,校事一团乱麻。当时的教育部以经费短缺、管理不善为理由,拟关闭北大。严复连续向教育部上了《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》和《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》,陈述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:“今世界文明诸国,著名大学多者数十,少者十数。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,尚且不克保存,岂不稍过?”在严复的坚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,北大争得了生存的权利。这是严复对北大的贡献,也是独立精神的胜利。

袁世凯死后,蔡元培回国,接任北大校长。他从到校就职第一天起,就致力于北大的整顿和改革,把这个“官僚养成所”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新型大学,开辟了北大的新纪元,可谓居功至伟。蔡元培长校期间,不仅自己总是奉“东汉之党人,南宋之道学,明季之东林”为圭臬,而且一直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,在社会堕落、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,面对挑战永不退缩。

蔡元培言传身教的独立人格精神,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种精神也被北大人继承下来。为了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而“单身匹马,出来应战,直到战死为止”的马寅初,坚持向毛泽东直言和拒绝批孔的梁漱溟,就是他们之中杰出的代表。

关于马寅初校长的事迹,笔者在《智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--怀念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》(同舟共进,1998,5)一文中已作详细介绍。这里只想补充一点:1927年12月,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上作过题为《北大之真精神》的演讲,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

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教务以来,力图改革,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,作人民思想之先导。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,国家可灭亡,而此种精神当永久不死。然既有精神,必有主义,所谓北大主义者,即牺牲主义也。服务于国家社会,不顾一己之私利,勇敢直前,以达其至高之鹄的。(见:马寅初演讲集:4。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28)

30年后,马寅初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箴言。

梁漱溟是又一个持独立精神的北大人。他早年与毛泽东交上朋友。1953年9月中旬,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“总路线”的意见。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,大意是说: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,违法乱纪,生产没有搞好,农民吃不饱,跑到城里当小工。有的露宿街头,设锅造饭,影响市容。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,明天他们又来了,“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”。工人在九天之上,农民在九天之下。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。对农民施行仁政,要体恤农民云云。会议开了一半,毛泽东来了。他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梁漱溟,大意是:有人提出施行仁政,讲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!至于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,是想破坏工农联盟,反对总路线。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,便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:“你说反对总路线,破坏工农联盟,我没有这个意思,你说得不对。请你收回这个话,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……”毛未予理睬。9月16日至18日,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,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列席这次会议。梁漱溟又当面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讲话,说是“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”。这可把毛泽东激怒了,于是劈头盖脑地猛批梁漱溟,这就是后来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的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》一文。

1973年10月,江青发动了“批林批孔”,并在群众大会上捎带点了梁漱溟的名。梁感到莫名其妙,只好保持沉默。然而,既然“文革旗手”点了名,哪能容得你沉默?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,人们逼着他对批林批孔表态。他一开口,便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波。

1974年2月24日,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,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。他把讲稿、参考书、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,站起来向大家鞠个躬,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,题目是《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》。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,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,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《林彪与孔孟之道》说:“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、行孔孟之道?我却不敢相信。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。”所以,“我的态度是:不批孔,但批林。”他的这番话,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。消息传开,轰动了北京城。于是,全国政协的“批林批孔”发展成了“批梁”。从1974年3月至9月,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。给他扣的帽子是“孔老二的孝子贤孙”、“孔孟之道的卫道士”。梁漱溟的态度是:“我不再申说,静听就是了。”所以他每会必到,到则沉默。到了9月底,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。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,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!”11月18日,梁漱溟写了《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》一文,重申他的“不可夺志”的立场。有人要他对这句话进行解释。他说:

“三军可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”,这是受到压力的人说的话。“匹夫”就是独人一个,无权无势。他的最后一着,只是坚守自己的“志”,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,但是这个“志”却无法夺掉。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,也无法夺掉他的“志”。

坚持独立人格,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,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进程之中,这才是最具特色的、其他高校没有或少有的“北大真精神”。

自由之思想,包括思想自由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,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自由。

北大精神自由的传统,也是从蔡元培长校后逐渐形成的。

蔡元培在《我在教育界之经验》一文中阐明了他的办学思想:“我对于各家学说,依各国大学通例,循思想自由之原则,兼容并包。无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,即使彼此相反,亦听他们自由发展。”1918年11月,他又在《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》中,对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

的办学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:“大学者,囊括大典,网罗众家之学府也。《礼记·中庸》曰: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,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’足以形容之。……各国大学,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,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,计学(即经济学)之干涉与放任论,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,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,常樊然并峙于其中,此思想自由之通则,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,常好以见闻所及,持一孔之论。……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,而不致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。”

为了贯彻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,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:

一、广揽人才,充实教师阵容。文科方面,他上任不到十天,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到校担任文科学长(即文学院长),接着又聘请胡适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;理科方面,聘请了李四光、王星拱、任鸿隽、朱家骅等有真才实学的名家;法科方面,则聘请了马寅初、陶孟和、高一涵、周鲠生等知名学者。而对于那些不称职者,哪怕他是皇亲国戚或外国人,通通解聘。一时间,北大人才济济,群英荟萃。

二、容纳异己,尊重学术自由。蔡元培长校前的北大文科教席,基本上被桐城派和章门弟子占领。蔡先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新派人物,然而对于原任教员,只要他有真才实学,哪怕是被人斥为“桐城谬种”或“选学妖孽”的人,如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陈汉章、黄侃等,照样留用。于是在北大课堂上,便出现了穿西服者与留长辫者同台授课的生动场面。

三、鼓励办刊,提倡社团活动。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,北京大学出版的刊物和成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。至1919年初,北大出版的刊物有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、《北京大学月刊》、《新青年》、《每周评论》、《国民》、《新潮》、《新闻周刊》等十余种;成立的社团有新闻研究会、哲学研究会、画法研究会、书法研究社、化学研究会、数理学会、音乐会、体育会、技击会、进德会、雄辩会、平民教育讲演团、阅书报社、学余俱乐部、静坐社、消费公社等等。这些刊物和社团,为活跃师生思想、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园地和场所。

四、大刀阔斧,进行体制改革。诸如扩大文、理科规模,设立各科研究所,改年级制为学分制等等。而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办学、教授治校。学校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,评议会由校长、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,教授代表由教授们自行互选,任期一年;各科成立教授会,主任由教授们互选,任期二年;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学校教务处,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,教务长由教授会主任互选,任期一年。马寅初被推举为第一任教务长。

以上四个方面的整顿和改革,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,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,迅速呈现出百家争鸣、生动活泼的局面。继蔡元培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,曾这样描述当时北大的情形:“保守派、维新派和激进派,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。背后拖着长辫、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对坐讨论,同席笑语。教室里,座谈会上,社交场合,到处讨论着知识、文化、家庭、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。”

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八人大字,在北大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,它像是一把火炬,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心。

1919年,李大钊在《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》一文中写道:“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,都是为保障人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。无论什么思想言论,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,都是于人生有益,绝无一点害处。”又说:“思想是绝对的自由,是不能禁止的自由,禁止思想自由的,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。……我奉劝禁遏言论、思想自由的人注意,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,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。”这位北大教授、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话,说得多么好啊!

1923年,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《北大之精神》一文中,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“思想自由,兼容并包”办学方针。他说:“本校屡经风潮,至今犹能巍然独存……这是什么缘故呢?第一,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。自蔡先生长校以来,七八年间这个‘容’字,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。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。平时于讲堂之内,会议席之上,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,一到患难的时候,便共力合作。第二,本校具有思想自由之精神。各种思想能够自由发展,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。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,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界压迫时,就共同来御外侮。引外力以排除异己,是本校所不为的。”蒋梦麟的这番话,可谓得蔡元培之真传,不愧是蔡先生的得意门生。

1935年,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的胡适在《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》一文中说,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,它的特性有两种:一是独立思想,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,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,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;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。不怕权威,不怕监禁杀身,只认真理,不认个人的利害。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“健全的个人主义”。他还指出,马克思、恩格斯“都是这个时代(指维多利亚时代)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”。可见,胡适也是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积极鼓吹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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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编辑:李萌萌